陈丽君、郁建兴等｜共同富裕指数模型的构建
摘要：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构建体现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指数模型，对于推进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探索推进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和制度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系统回顾已有共同富裕理论内涵与评估指标体系的相关研究，在总结认知分歧和借鉴现有指标体系的基础上，以共同富裕的内涵和特征为逻辑起点，精准识别影响共同富裕进程的重要因素，确定以发展性、共享性、可持续性作为共同富裕指数模型的三大评价维度（一级指标），并基于当前中国各地推进共同富裕实践，开发了二级和三级指标。同时，基于问卷调查基础上的层次分析法，测算了各因素的重要性程度及其关联度，形成各指标权重，构建了包含3项一级指标、14项二级指标、81项三级指标的共同富裕指数模型。这一指数模型有助于多维度、多主体、多视角评价各地共同富裕建设进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事业探路。
关键词：共同富裕；指数模型；指标；特征
（点击可放大）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重大历史课题。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作为2035年远景目标之一，并明确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如何实质性推进共同富裕，成为当前我国最具前沿性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议程。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说：“没有测量，就没有管理。”相应地，推进共同富裕伟大事业的核心议程之一，就是在深刻理解共同富裕理论内涵的基础上，科学构建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多维度、多主体、多视角全面评估各地区共同富裕建设进展。这构成了本文的目标。
一、共同富裕的内涵与基本特征
如何理解共同富裕是构建指数模型的重要前提，只有厘清共同富裕的内涵、范畴和特征，才能进一步思考共同富裕的目标、评价指标和标准。
（一）理论内涵
共同富裕是历史的永恒主题。在前现代社会，共同富裕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资本主义的兴起让人类社会第一次看到共同富裕是可及的，其根源在于机器大生产的使用及生产社会化叠加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极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欧美主要发达国家普遍建立了福利国家，并将社会保障制度逐步扩展到全民。但是，福利国家对于资本主义的改造更似一种权宜之计，而非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所追求的核心目标。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各阶层的福利鸿沟扩大，欧美发达国家距离共同富裕的目标不是更近了，而是更远了。
社会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批判及社会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中，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共同富裕，终极目标是全人类的解放，而与此制度目标相适应的则是人民物质生活水平与精神生活水平的普遍提升与飞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在1953年首次提出“共同富裕”的概念，从巩固工农联盟的角度阐释了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性，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制度所要实现的富裕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少数人富裕，而是要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深刻论述了“先富论”“共富论”及其辩证关系。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他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在多个重要场合深刻阐述了共同富裕的重大意义、本质要求、目标安排、实现路径和关键举措，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了科学指引。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中对共同富裕概念下了一个定义：“共同富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是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和相互帮助，普遍达到生活富裕富足、精神自信自强、环境宜居宜业、社会和谐和睦、公共服务普及普惠，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和幸福美好生活。”我们在前期研究中基于学术思想史，曾经尝试着提出一个共同富裕概念，那就是：通过补偿和矫正制度性因素导致的不平等，让全体人民有机会、有能力均等地参与高质量经济社会发展，并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二）共同富裕的特征
基于上述对共同富裕内涵的界定，我们认为共同富裕具有发展性、共享性和可持续性三大特征。
共同富裕具有社会总体财富增加和人民收入增长的发展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最主要的还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我们必须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进一步把‘蛋糕’做大，为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奠定更加坚实物质基础。”历史上诸种社会理想基于物质、文化、技术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描述分配问题，共同富裕首先要突出富裕，缩小差别，即要在高水平发展上实现全社会福祉与福利总量不断提高，这是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与前提要求，这就要求在现阶段推动共同富裕仍要把发展放在第一位，在发展中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保持稳定、持续的经济增速，巩固壮大经济总量，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夯实共同富裕的经济根基。
共同富裕具有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共享性。共同富裕处在平均主义与两极分化之间，确保不同群体具有获得财富和优质公共服务的公平权利。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基于社会成员基本需求和政府基本职责，设计一整套包括就业、教育、社会保障、健康服务、生活服务、文化体育、环境保护、公共安全等在内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在社会制度建构中保证所有人机会均等，最大限度推进民众有能力机会均等地参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并在分配正义上共享高质量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最大限度补偿和克服“马太效应”“阶层固化”对社会弱势群体行使自由权利和可行能力的影响。
共同富裕具有发展的协调适应、长远利益和种族繁衍的可持续性。共同富裕是一个动态概念，是随社会变迁的持续善治过程，发展要与人口、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相协调，要与社会进步相适应，在时间维度上要考虑到代际公平。这意味着共同富裕既要满足当前的需要，又不能以牺牲环境质量、破坏自然资源和后一代人的利益为代价，同时不能只依靠不断加重个人税赋负担、出台过多社会政策、过多过高承诺社会保障水平来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实现社会环境体系与自然环境体系、生产体系与再生产体系之间的均衡发展，包括高质量经济发展、高水平治理、环境可持续承载等。
二、已有研究回顾
当前国内仅有少数学者基于中国情境对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作了探讨，或从收入分配角度将共同富裕分解为富裕度和共同度，以基于购买力平价的当期收入和人均储蓄及其离散系数对全国31个省市进行了实证分析与比较，或将共同富裕的指标体系划分为三部分：一是用于反映我国发展总体水平的基础指标，涵盖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及制度；二是用于反映差距存在与消除的核心指标，包括收入差距、地区差距与社会保障；三是用于反映与国际水平比较的辅助指标，包括发展水平与人的感受。还有学者基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视角，以农村居民生活富裕为评价对象，设计了物质和精神二重维度划分的评价指标体系，物质生活状况包括收入水平、生活便利和生活品质；精神生活状况则包括社会保障能力和科教文卫服务。总的来说，国内现有的几个关于共同富裕的评估研究大多采用国际流行的指标，评价重点各有侧重，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详见表1）。
由于共同富裕处在平均主义与两极分化之间，其对立面是贫困，学术界关于贫困的测量对共同富裕的评价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启发意义。贫困就其内涵界定来说，国际上有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两类界定，其测量包含了以收入为基础的测量和非收入测量的方法，若跨越简单的收入标准讨论，各国都共同认可的测量标准包括四大类:（1）获得能够满足最低住房标准的住房;（2）获得保证最低卫生条件的基本服务;（3）获得基本教育;（4）实现最低消费水平的经济能力。这也为我们诠释和测量共同富裕提供了借鉴。
更具体地，由于前文探讨了共同富裕的发展性、共享性和可持续性特征，因此，我们将研究视角扩展到对这些特征的国内外现有评估。
关于发展性的测度，国际上大多以收入或消费作为基础，将标准线设定为社会中位收入或平均收入的某个比率，低于标准线的人口即处于相对贫困状态，反之则较为富裕，如美国皮尤中心将“中产阶层”定义为家庭年收入是全美中位数的三分之二至两倍的家庭，并根据家庭人口数和大都市区生活成本列出跻身“中产阶层”所需最低收入门槛。“基尼系数”是国际上通用，用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标，取值范围在0~1之间，越接近0表示收入分配越趋向平等。“泰尔指数”是衡量社会资源分配均衡性的常用实证指标，它可进一步分解为区域内和区域间差异，其取值范围在0~1之间，数值越低则表示资源配置的差异性越小，越具有公平性。世界银行提出的“共享繁荣溢价”指的是各国最贫困的40%人口年收入或消费的增长率，与所在经济体年均增长率之间的差额。溢价为正，则表示底层40%人口的收入占经济体总收入份额正在增加。
关于共享性的测度，国际上大多基于非收入测量的方法，一些国际组织提出了可操作的测量指标，牛津大学贫困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开发的A-F方法最为典型，根据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将指标值界定为“预期寿命”“教育年限”和“生活水平”三个分指标的几何平均数。国际劳动组织将健康状况、教育与物质作为测量的核心维度。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人类发展指数则将参与社会和市场的机会、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保持健康和生活自主性等要素整合进行测量。波士顿咨询公司在《全球民生福祉报告》中将民生福祉的测量确定为经济（包括收入、经济稳定性和就业）、投资（包括教育、健康和基础设施）、可持续发展（包括环境、社会包容性等）三方面。
关于可持续性的测度，中国人民大学发布的财政发展指数全面反映了各地在人均财力、财政收入结构、财政支出结构、地方债务率、社保负担、预算管理等诸多方面差异。北京大学发布的PPP指数则从地方政府保障水平、社会参与情况以及PPP市场整体运行状态、发展环境和发展机会等方面，提出促进各地提供更好保障、引导社会资金进入、推动PPP可持续规范发展的建议。浙江省委政法委和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联合研发并每月发布的平安浙江指数，及时反映浙江各地平安建设水平，成为全省各地平安状况的“晴雨表”。相关评估研究的比较详见表2。
概括起来，当前国内外围绕共同富裕、发展性、共享性、可持续性等概念已进行了一定讨论，探索开发了评估框架与指标体系，这对于我们构建共同富裕指标模型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与借鉴，即重视提升收入和财富水平，同时尽可能缩小不同群体间和城乡间区域间收入分配差距；围绕人的全生命周期扩大共享公共服务范围；强调多主体参与的多维度可持续。然而，现有评价指标的选取主要基于结果正义，即在结果上兼顾社会最弱势群体的基本利益，较多关注经济和社会民生领域，对于政治和生态环境等关注较少，而且，一些国际流行评估的价值理念与我国存在较大差异，我们不可简单地因袭。具体而言，关于共同富裕评价尚需克服以下局限：一是在评价内容上，现有评价维度选取较为有限，社会追求的关键价值目标与政策目标衔接度不高，对于推进共同富裕建设进程的决策意义不高；二是在评价主体上，现有指标体系对于符合正义原则的资源分配方案是否为人们所接受和群众的主观评价有所欠缺，多从供给侧角度考量各地政府的工作，忽视从需求侧考察民众的感受，可能导致客观测量与民众主观感受之间的割裂；三是在指标测算上，基尼系数、离散系数等计量指标仅着眼于结果公平，评价结果容易流于简单平均，与共同富裕的内涵存在一定背离；四是在结果应用上，局限于横截面结果的绝对对标，考核色彩过浓，不利于区域、群体间的横向比较和纵向时间序列上的动态监测。
有鉴于此，本文旨在立足我国实际，以共同富裕的内涵特征为逻辑起点，衔接理论与具体制度设计，界定共同富裕的评价维度，构建共同富裕指数的理论和实践评估模型。
三、共同富裕指数模型构建
（一）构建目的
一是成为刻画共同富裕状态的样板图和风向标，先见森林，再见树木，以顶层设计方式回答共同富裕“是什么”的问题。共同富裕是一项首创性事业，评价指标体系可以对共同富裕的内涵进行准确把握，对共同富裕所要达成的结果进行精细刻画与顶层设计，从而通过这张蓝图凝聚全体人民推进共同富裕建设。
二是成为辅助共同富裕决策的智囊库和预警器，有的放矢，对症下药，以问题导向方式回答共同富裕“如何做”的问题。通过多维度、多主体、多视角评价共同富裕建设情况并予以排序，推动各级党委政府对共同富裕建设成效及问题精准把脉，决定议题优先级，为共同富裕建设积极作为、有效分配资源。
三是成为测量共同富裕效果的温度计和晴雨表，人心所向，众望所归，以民众视角回答共同富裕“怎么样”的问题。人民是共同富裕的主体，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可以对各区域的公共服务、民生保障等情况进行动态监测，指数的数值及变化值能帮助各级党委政府把握辖区共同富裕建设情况及建设过程中短期、静态与长期、动态的关系，增强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二）构建原则
一是兼顾科学性与可操作性，维度框架体现对共同富裕内涵的科学理解，具体指标依据可获得、可测量、可比较性进行选取。二是兼顾群体与区域，既衡量群体之间，又测量区域之间共同富裕程度。三是兼顾供给侧和需求侧，既服务于各地政府的工作，又让人民群众感知。四是兼顾动态监测和有效对标，既可以用于动态监测各地共同富裕实现状况，同时提供可对标的标准，协助地方党委政府决策。
（三）维度划分
一是发展性指标，用以反映社会总体财富、人民收入的增长情况和物质基础建设水平，衡量的是群体、代际、城乡、区域之间的贫富差距。
二是共享性指标，用以反映改革发展成果是否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从教育、医疗、社保、精神等方面衡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与现有发展之间的差距。
三是可持续性指标，用以反映经济和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相协调适应的程度，衡量的是经济发展、财政支出、社会环境和生态环境的长远发展潜力。
（四）指标遴选
结合党委政府在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实际作用的发挥和民众在这一过程中的获得情况，以客观性、可量化性、可获得性为标准，确立三级指标（见表3）。
1.发展性指标遴选
发展性指标包含富裕度、群体共同度和区域共同度3项二级指标。
富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体现在三级指标上则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比重、劳动报酬占GDP比重、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居民人均投资额、居民人均存款余额、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居民消费率、恩格尔系数等11项。它们是发展阶段和财富总量的标准线，衡量是否富裕。
共同富裕涵盖的对象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富裕要求在群体之间实现发展成果的收敛。考虑到我国复杂的历史、代际和阶层问题，群体共同度衡量的是人群、代际之间的贫富差距，包含中等收入群体比例、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低收入群体财产性收入增长、城镇居民最高最低收入倍差、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最低生活保障增速与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之比、代际收入弹性等7项三级指标，反映弱势群体向上流动的可能性。
城乡、区域是社会的基础单元，是共同富裕建设的着力点，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指标体系既衡量群体之间，又测量区域之间共同富裕程度。区域共同度下设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系数、地区人均GDP差异系数、城乡居民收入倍差、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差异系数等5项三级指标，用以衡量城乡、区域之间的贫富差距。
2.共享性指标遴选
依据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全生命周期民生需求，共享性指标下设教育、医疗健康、社会保障、住房、公共基础设施、数字应用、公共文化（精神富足）7项二级指标。
教育主要包含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普通小学生均公共教育经费支出、普通初中生均公共教育经费支出、小学阶段生师比、初中阶段生师比、高等教育毛入学率6项三级指标，用于反映国民总体平均受教育水平，衡量教育资源可及性、教育资源分配均等化。
医疗健康用于反映社会成员总体健康水平，主要包含出生时预期寿命、健康预期寿命、每千人拥有执业（助理）医师数、每千人医疗机构床位数、每万老年人拥有持证养老护理员数5项三级指标，以衡量医疗资源可及性与分配均等化程度。
社会保障是指社会保障的普惠性，包括社会保障支出占GDP之比、民生性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之比、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报销比例（含大病保险）、养老保险抚养比4项三级指标。
住房是热点议题，切实关系到广大群众的民生福祉，划分为保障性住房覆盖率和城镇人均住房使用面积2项三级指标。保障性住房覆盖率反映了通过保障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改善住房条件的情况，城镇人均住房使用面积则反映居民的住房条件。
公共基础设施主要包含每万人公共交通车辆、城市污水处理率、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城镇每万人拥有公厕数、农村每万人拥有公厕数5项三级指标，用以衡量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数字应用用于衡量信息化发展程度，下设移动电话普及率、互联网普及率、依申请政府服务办件“一网通办”率3项三级指标，前两项反映公众使用移动电话和接触互联网程度，最后一项则反映政务服务数字化水平，衡量群众、企业办事便利度。
共同富裕建设的主体是各地政府，核心落脚点在人民，共同富裕是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的统一。公共文化（精神富足）用于反映公众享受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和精神富足状况，主要包括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农村文化礼堂覆盖率、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量、居民综合阅读率、群众幸福感获得感调查5项三级指标，反映人民群众满意度和认同感。
3.可持续性指标遴选
可持续性指标包含高质量发展、财政、治理、生态4项二级指标。
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主要包括人均GDP增长、R&D经费投入增长、R&D经费支出占生产总值比重、数字经济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产值比重、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城镇登记失业率这8项三级指标，用以综合衡量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可持续能力。
财政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提供保障，为保障财政支出的可持续性，就必须有稳定的财税收入和财政结构。财政下设人均财政收入、税收收入占比、大税占比、土地出让金依赖度、财政透明度等6项三级指标，用以综合衡量财税收入的稳定性和透明公开程度。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可以降低社会成本，有助于降低、减少社会冲突与危机。治理用以反映社会安全、法治、市场运行环境、社会力量参与的总体情况，主要包含平安指数、民间资本投资比重、慈善捐赠占GDP比重、每万人拥有登记社会组织数、志愿者活跃度、志愿服务渗透率、银行不良贷款率、每万人拥有律师数8项三级指标。平安指数反映一定时期内，社会安全的几个主要方面（社会治安、交通安全、生活安全、生产安全等）的总体变化情况；民间资本投资比重和慈善捐赠占GDP比重反映社会资本参与治理的程度与水平；每万人拥有登记社会组织数反映该地区社会组织的发展程度；志愿者活跃度和志愿服务渗透率反映志愿服务情况；银行不良贷款率反映金融机构信贷资产安全状况；每万人拥有律师数反映法律服务发展程度。
生态综合反映包括水环境、大气环境、土壤环境、能源消费等的水平，主要包含森林覆盖率、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地级及以上城市PM2.5平均浓度、地表水达到或好于Ⅲ类水体比例、单位GDP能耗、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这6项三级指标，涵盖生态各主要领域。
四、共同富裕指数模型的计算与合成
（一）权重测算
共同富裕指数模型包含3个维度(一级指标)、14项二级指标、81项三级指标。我们采用层次分析法，计算一级二级指标权重，以表示该指标在指标体系中的相对重要程度。
为了对同级指标重要性进行两两比较，我们设计了《“共同富裕指数”AHP专家咨询问卷》，用来协助专家和实务工作者判断评估指标的相对重要性程度。该问卷会对每个一、二级指标进行解释，引导被调查者对同一组指标的重要性进行两两比较判断。比较的衡量尺度划分为更重要、比较重要、同等重要、比较不重要、更不重要等5个等级，分别对应5、3、1、1/3、1/5的分值。问卷对于维度共计对比3次，二级指标共计对比30次。问卷构造的比较矩阵示例见表4：
第二步，根据不同层级指标的比较，可以构成判断矩阵A。矩阵中i行j列的元素aij（i，j=1，2，3，4）表示ai与aj重要性程度比较的结果。
第三步，计算判断矩阵各行各个标度的几何平均数，并将之标记为Wi。随后对其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权重系数Gi，具体公式如下：
同时，为了确保指标体系的科学性与合理性，还需要对问卷结果进行一致性检验，其中一致性系数CI计算公式如下：
当CI=0时，则表明判断矩阵具有完全的一致性，反之若CI的结果越大，则表明判断矩阵的一致性越差。同时，考虑到随机性误差等因素，一致性检验中需要引入CR，作为随机一致性比率，具体公式如下：
其中RI及对应ｎ的取值见表5：
根据Saaty的建议，CR可以用来衡量判断矩阵的一致性。如果CR≤0.1时，则表明判断矩阵在一致性上是可接受的，反之则要排除收集到的无效数据；本文面向为共同富裕指数模型提供理论支持的治理、社保、金融等领域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发放问卷，共发放并回收专家问卷38份，实务工作者问卷446份，排除未通过一致性检验的问卷，根据上述步骤得出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的权重模型（见表6）。
（二）指数合成
指数是指将因不同度量而不能直接汇总的多种事物在不同时间对比的综合相对数。由于各个指标量纲、经济意义、表现形式以及对总目标的作用趋向彼此不同，不具有可比性，必须对其进行无量纲处理，消除指标量纲影响。
在共同富裕指数的计算与合成过程中，首先采用极值法（功效系数法）对各个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具体公式如下：
即每一变量值减去该变量最小值后除以该变量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差值。其中，Xi*表示经过标准化后的变量结果，Xi表示具体三级指标变量数值，Xmin表示该组变量的最小值，Xmax表示该组变量的最大值。极值法得到的无量纲化结果均分布于区间（0，1）内。
进而，在对三级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的基础上通过加权求和进行指数的合成，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的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Qi表示具体某一级或二级指标的最终结果，Xi*为该一级或二级指标的三级指标标准化数值；wi为与Xi*相对应的三级指标的权重；n为该一级或二级指标所对应三级指标的项数。
最终，共同富裕指数的最终合成公式为：
（三）指数模型应用
指数进入评估阶段后，不仅能对共同富裕的样貌进行刻画，更能通过客观测量评估共同富裕的建设状态处于何种层次和水平，并进一步进行区域内的纵横比较，明确优势短板。具体来说，共同富裕指数模型可以应用在如下方面：
1.动态监测各地共同富裕建设状态，纵横比较反映变动趋势
运用本指数模型，在建设指标数据库基础上，通过动态监测在纵向时间序列上进行客观比较和分析，及时科学地反映浙江省共同富裕建设成效。同时，也可在横向全国范围进行客观比较和分析，全面反映共同富裕的总体变动趋势，在应用中既方便各地比学赶超，也方便在全国动态对标对表。
2.常态化建设共同富裕指标数据库，实时主动抓取指标数据
明确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中各指标对应的数源部门，将各指标纳入浙江省大数据局和有关部门的数据库建设，通过部门间数据共享和数字技术，打通各数源部门信息传输壁垒，杜绝中间环节的任何加工程序，从统计年鉴、教育局、卫健局等工作系统中挖掘抓取相关指标数据，实现数据传输方式从定期报送向实时抓取转变，实时生成共同富裕指数。
3.科学研判分析共同富裕建设成效，反馈指导地方政府实践
通过现代科技应用和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深度融合，以客观数据反映治理成效，精细刻画和精准研判存在的问题，为地方政府查漏补缺、统筹规划、精准施策提供科学、准确、动态的数据支撑和决策依据，从而倒逼地方政府在共同富裕建设上积极作为，推动共同富裕整体水平迈上新台阶。
五、结论
共同富裕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先例的复杂理论与实践问题，迄今为止尚未形成公认的理论体系与实践经验。构建共同富裕指数模型对于我国（尤其是率先开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浙江）理解刻画共同富裕内涵与样貌，评价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程度，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建设，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
我们基于对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的理解，尝试提出包含发展性、共享性和可持续性的共同富裕指数三维模型，以期通过指数指标和标准标杆的导向作用，促进地方政府在共同富裕建设上积极作为，包括重视发展与治理的顶层设计，优化资源和机会分配格局，提高发展规划的系统性、针对性和全局性，增强政策的匹配度、前瞻性、稳定性等。同时激发各发展主体、治理主体积极参与共同富裕建设大业，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乃至实现共同富裕。
与此同时，共同富裕指数研究可在多个领域与国内、国际学术界对话。共同富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中国推动共同富裕的行动路径应当主要基于中国丰富的经济社会实践及独特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这并不排除我们在界定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时，需要认真吸收、借鉴西方福利国家发展模式、国际组织关于反贫困、人类发展指数、千年发展目标等诸多研究和实践成果。在具体指标设计时，我们更加需要汲取收入分配和民生保障领域的研究，进而弥补现有研究评价维度有限、价值目标与政策目标契合度不高、忽视需求侧、着眼于绩效考核结果等缺陷。相应地，这一研究也就具有了重要的学术意义。
（原文载于2021年第4期）
为适应微信排版，已删除注释，请见谅。